| [美]张邦梅整理 谭家瑜 译 徐志摩和张幼仪的离婚，是中国近世第一桩文明离婚案，当时可谓朝野震惊，舆论大哗。而在张幼仪这位中国第一位承受文明“灾祸” 的弱女子眼中，其来龙去脉又是如何？这里节选的是她的侄孙女对她的访谈，这次长达５年的访谈，后来成了一部传记《小脚与西装》。 沙士顿的中国主妇 我们搬到一个叫做沙士顿的小镇，那地方离康桥大学大概有六里远，徐志摩就要在这所大学的皇家学院当文科特别选科生。狄更生已经帮徐志摩打点好学校里的一切，徐志摩就替我们料理一些事情。我们租了间有两个卧室和一个客厅的小屋，从客厅的大玻璃窗可以俯视一条都是灰沙的小路。 徐志摩请了个女老师来家里教我英文，我从开始就想学了，后来英文课半途而废，因为那个女老师埋怨她要走的路太远，当时我字母已经学了一半，会读“早安”和一点点会话。我事后才纳闷，为什么我没有坚持要她或是徐志摩让我继续上课。不过，那时候，有太多事要忙了：要买东西、打扫内外，还要料理三餐。 那时我没想过我们夫妻到西方以后，丈夫对我的态度会不会有所改变呢？在中国，夫妻之间应该保持距离，尤其是在公婆面前，以表示尊重。可是在西方，就我们两人一起，我们本来可以为所欲为，不过只有徐志摩做到了，他爱来就来，爱去就去，好像我不在那儿似的。 他总是回家吃午饭和晚饭，也许是因为我们太穷了吧！如果饭菜好吃，他一句话都不讲；要是饭菜不好，他也不发表意见。 今天你们年轻人知道怎么样讨论事情，像你大概就会尝试和你先生商量大小事情，可是当年我没办法把任何想法告诉徐志摩；我找不到任何语言或词藻说出，我知道自己虽是旧式女子，但是若有可能，我愿意改变。我毕竟人在西方，我可以读书求学，想办法变成饱学之士，可是我没法子让徐志摩了解我是谁，他根本不和我说话。我和我的兄弟可以无话不谈，他们也和徐志摩一样博学多闻，可是我和自己的丈夫在一起的时候，情况总是：“你懂什么？”“你能说什么？” 他骑着自行车往返于沙士顿火车站和康桥之间，有时候乘着公共汽车去校园。就算不去康桥，他每天早上也会冲出去理发，我完全不能理解他这个习惯，我觉得他大可以简简单单在家修剪头发，把那笔钱省下来，因为我们好像老在等着老爷寄支票来。可是，徐志摩还是我行我素，做了好多我无法置喙的事情。 就拿郭君作例子吧，他的名字叫郭虞裳，我搞不清楚这个人为什么有一天会出现在我们家，然后就搬进来和我们同住了。起先我以为是徐志摩需要那笔房租；现在回想起来，又认为大概是郭君一直独居，而徐志摩告诉他，住在一间有人烧上海菜给他吃的房子，日子会好过得多，也可能是徐志摩不想和我大眼瞪小眼独处。总之，郭君住进另一间卧房。在这之前，徐志摩一直用那间房当书房。郭君不像徐志摩那样常去康桥，而整天呆在房里用功。所以，如果他要散步的话，有时候他会和我一道去市场，或是到新货铺帮我取些东西。我感谢有郭君为伴，至少他会和我聊聊。 我白天很少看到徐志摩，他总是在学校。不过，有一次他带我去康桥看赛舟，还有一次带我去看范伦铁诺的电影。我们非在白天看电影不可，因为晚上没有大众交通工具可搭。本来我们打算去看一部卓别林的电影，可是在半路上遇到徐志摩一个朋友，他说他觉得范伦铁诺的电影比较好看，徐志摩就说，哦，好吧！于是我们掉头往反方向走。徐志摩一向是这么快活又随和，他是个文人兼梦想家，而我却完全相反。我们本来要去看卓别林电影，结果去了别的地方，这件事，让我并不舒服。当范伦铁诺出现在银幕上的时候，徐志摩和他朋友都跟着观众一起鼓掌，而我只是把手搁在大腿上坐在漆黑之中。 来府晚餐的女客 有天早上，徐志摩对我宣布：“今天晚上家里要来个客人，她是从爱丁堡大学来的一个朋友，我要带她到康桥逛逛，然后带她回来和我一道吃晚饭。” 我们家里从没来过客人，所以我很惊讶，可是我只对徐志摩点了点头，问他想要什么时间开饭。 他说：“早一点”。 我就告诉他五点吃饭。他说：“好。”然后匆匆忙忙理发去了。 我那一整天都在打扫、买菜、准备晚饭。你知道我脑子里有什么念头吗？我以为我要和徐志摩准备娶来当二太太的女朋友见面了。 打从我到西方的第一刻起，还有看到徐志摩和他朋友在公共汽车里聊天的样子时，我就知道他藏了个秘密。后来住沙士顿的时候，看到他每天一吃完早饭就赶着出门理发，而且那么热心地告诉我，我也不知怎么搞的，就猜到他这么早离家，一定与那女朋友有关系。 几年以后，我才从郭君那儿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，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。他们用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，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，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。他们信里写得是英文，目的就在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，不过我从没发现过就是了。 当时我并不知道有这回事，只晓得徐志摩要带个年轻女子回家吃晚饭。我只猜他有朋友事实上也是如此，而且想知道他会不会对我吐露这事实。他大可以干脆一点，向我宣布她是谁，然后叫我接受她，这是中国人的一套。就算我给他生了儿子，他是有资格拥有别的女人，不管是像老爷那样和她们玩玩了事，还是娶来做小老婆都行。 徐志摩要我们这两个女人碰面这件事情，给了我这样的暗示：她不光是他的女朋友，而且很有可能变成他第二个太太，我们三人会在这异国他乡同住一个屋檐下。梁启超的小太太就是他在日本求学的时候嫁进他家的，徐志摩显然也会如法炮制。 我那一整天都面临着徐志摩女朋友的威胁，她正在英国一所大学读书，所以比我有学问多了。我料想她会讲流利英文，也可能和徐志摩一样雅好文学。那她家人是谁？是哪个地方人？他们认识谁？她兄弟又是何许人？ 有一会儿，我想到徐志摩女朋友说不定是个洋女人。他认识不少洋妞，说不定迷上了她们豪放的举止，大笑时把头往后一甩的姿态，还有穿着露出脚踝的裙子的模样。可是我很快又打消这念头：不，那不可能，没有外国女人会同意以二太太的身份嫁进一个家庭的。 我从早到晚不得不一再向自己保证，我在徐家的地位是不会改变的：我替他生了儿子，又服侍过他父母，我永远都是原配夫人。于是我发誓，我要以庄重高贵的姿态超脱徐志摩强迫我接受的这项侮辱，对这女人的态度要坚定随和，不要表现出嫉妒或生气。 说也奇怪，我竟然想不起那女人的名字，干脆叫她明小姐好了。 我惟一真正记得的一件事，是她的外表。她非常努力想表现得洋里洋气，头发剪得短短的，擦着暗红色的口红，穿着一套毛料海军裙装。 我顺着她那穿着长袜的两条腿往下看，在瞧见她双脚的时候，惊讶得透不过气来，那是双挤在两只中国绣花鞋里的小脚。原来这新式女子裹了脚！我差点放声大笑。 我们四人（连郭君在内）坐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，明小姐说她也是在上海市郊长大的，而且提到我认识和不认识的几家人。她父亲在外交部任职，可是我没听说过他。我只有一个想法：如果明小姐家里这么新潮，肯让她单身到海外求学，为什么还把她的脚缠了。 徐志摩把我给弄糊涂了，这难道就是他从两年以前到伦敦以后一直约会的女人吗？为什么是她？他老是喊我乡下土包子，如今他带回来这么个女人，光看她那双脚，就显得比我落伍了。可是，她受过极好的教育，假如徐志摩打算接受这种女人的话，他为什么不鼓励我上学？为什么不让我学英文？为什么不帮忙让我变得和普通大脚女人一样新潮？为什么徐志摩想和这女人在一起的程度，超过想和我在一起的程度？我并没有双小脚，年轻的时候也读过书，我学的东西可以和这个女人一样多啊！ 我恨徐志摩想在家里多添一个她。他没有小心看紧荷包，现在家里又多了张嘴要喂。于是我脑海突然掠过一个念头：徐志摩要我去打胎，是不是想把这个女人带进家里？想到这儿我都想哭了。 他要离婚 吃过晚饭以后，徐志摩把明小姐送到火车站，郭君回房休息。我那个晚上被搞得心烦意乱，笨手笨脚慢吞吞地洗着碗盘。徐志摩回到家的时候，我还在厨房洗碗。他一副坐立难安的样子，在我身边转来转去，我对他气愤、失望、厌恶之至，差点说不出话来。我洗好碗盘以后，徐志摩跟着我走到客厅，问我对明小姐有什么意见。 虽然已经发誓要采取庄重随和的态度，可是因为脑子里有太多念头在打转了，就冲口说出心里出现的第一个想法。因为我知道我应该接受他挑选的小太太，我就说：“呃，她看起来很好，虽然小脚和西服不搭调。” 徐志摩不再绕着客厅走来走去。他把脚跟一转，好像我的评语把他的烦躁和挫折一股脑儿宣泄出来似地突然尖叫说：“我就知道，所以我才想离婚。” 这是徐志摩头一次对我提高嗓门，我们那间屋子骤然之间好像小得容不下我们了。于是我从后门逃了出去，感觉到夜晚冰凉的空气冲进了我的肺里。 当天晚上我上床的时候，徐志摩还在客厅用功。不过，到了三更半夜，他蹑手蹑脚进了卧室，在低下身子爬上床的时候拉到了床单，而且他背着我睡的时候，身体轻轻擦到我。我虽然知道他是不小心的，却有一种这是我们身体上最后一次接触，也是在向我们那段可悲的亲密关系挥手告别的感觉。 事后我们有好些天没说话，虽然这一点也不新鲜了，可是我还是觉得那种死寂快教人受不了了，徐志摩那天晚上说话的声音在我脑中回荡不已。以前他从没那样发过脾气，这很明显地表露了他沮丧的程度，而他在要求我离婚的那一刻，已经把我们生活的次序破坏掉了。 我现在没办法拿捏他的脾气了，他说话的时候，我怕他再提高嗓门；不说话的时候，我又很想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这样。有天早上，他头一次没吃早饭就走了，我从屋子前的大窗看着他踩着自行车踏板顺着街道骑下去，心想不晓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。 不告而别 这样大约过了一星期，有一天，徐志摩就像他当初突如其来地要求离婚那样忽然消失了。他第一天、第二天，甚至第三天没回家，我都还以为他可能去伦敦看朋友了。陪我买菜的郭虞裳虽然还住我家，可连他也不知道徐志摩的行踪。我的丈夫好像就这样不告而别了。他的衣服和洗漱用具统统留在家里，书本也摊在书桌上，从他最后一次坐在桌前以后就没碰过。我知道，要是徐志摩早就计划离家出走的话，他至少会记得带他的书。 一个星期过完了，他还是不见人影。郭君好像猜到事有蹊跷，有天一大早便带着箱子下楼说，他也非离开不可了，说完就走。 这时候，怀孕的身体负荷让我害怕。我要怎么办？徐志摩哪里去了？我没法子睡在与他共枕过的那张大床上，也没办法在觉得自己不会尖叫失声的情况下，穿过一个个房间。我完全孤立无援。 回想在硖石的时候，当日子一天天变暖，附近的西湖出现第一只游船后，我们就会换上轻薄丝绸衫或棉纱服，佣人也会拿来一堆家人在夏天期间用来纳凉的扇子；在他的托盘里摆着牛角、象牙、珍珠和檀木折扇，还有专给男士用的九骨、十六骨或二十四骨的扇子，因为女士从不使用少于三十根扇骨的扇子。有的扇面题了著名的对子，有的画着鸟、树、仕女等。 我们一整个夏天都用扇子在空中扇着，天气逐渐转凉以后，就把扇子收在一边。所以中文里面有个形容，可以拿来形容被徐志摩孤零零丢在沙士顿的我：我是一把“秋天的扇子”，是个遭人遗弃的妻子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我考虑要了断自己和孩子的性命。我想，我干脆从世界上消失，结束这场悲剧算了，这样多简单！我可以一头撞死在阳台上，或是栽进池塘里淹死，也可以关上所有窗户，扭开瓦斯。徐志摩这样抛弃我，不正是安着要我去死的心吗？后来我记起《教经》上的第一个孝道基本守则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岂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于是我打断了这种病态的想法。这样的教诲好像一辈子都挥之不去。 有天早上，我被一个叫作黄子美的男子敲门的声音吓了一跳，他说他知道我一个人在家，又说他从伦敦带了个徐志摩的口信给我。我就请他进门，倒了杯茶给他，以紧张期待的心情与他隔着桌子对坐。 “他想知道……”黄君轻轻皱着眉头，好像正在一字不漏地搜索徐志摩说的话那样顿了一下说，“……我是来问你，你愿不愿意做徐家的媳妇，而不做徐志摩的太太？” 我没立刻作答，因为这句话我听不懂。最后我说：“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不懂。” 黄君喝了一小口茶，若有所思打量我的头发、脸孔和衣服。我晓得他准备回去向徐志摩报告结果，一念及此，我就火冒三丈，突然顶起下巴对着他发言：“徐志摩忙得没空来见我是不是？你大老远跑到这儿，就是为了问我这个蠢问题吗？” 然后我就送他到门口，坚定地在他背后关上门。我知道徐志摩不会回来了。 来源：中华书摘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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